《石川河》杂志创刊号——戊戌冬之卷文史+评论版

       

富平文艺术界倾情奉献新年大礼——《石川河》杂志戊戌冬之卷

文史版

富平老城探秘

□   赵向武

富平老县城始建于明洪武初,绝壁数仞,居高临下,南面古南湖,北依温泉河,东临窦村堡,西望圣佛寺,街中建钟楼,环城辟四门。昔时民谚曰:“东门外窦村堡千户万家,西门外圣佛寺一座宝塔,南门外南湖水稻谷莲花,北门外玉带渠水流桥上桥下。”这是老城古时“四门风光”的生动写照。

老城春秋

老城处于中山原余脉,中部平坦,四周陡峭,原称“窑桥头”。至元元年(1264),元军守将张良弼率部自义亭城(今旧县村南)移至窑桥头,据险筑寨,易名窑桥寨。明洪武二年(1369),徐达经略关中,张良弼望风而逃,徐达即以窑桥寨为县治,始建城垣。正统初年(1436),知县高应举就高阜堑土为城,周长3里,高约3丈,自壕至堞高6丈,池深1丈,城池初具规模。借助自然地形,刀削斧劈,夯土筑城,“就高阜堑土为城”,使富平老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堑城”。后经明清历次修建,富平老城沿中山原走向,由东向西依次修建了“连城”“金城”两座辅城,以堑城为主体,以连城为纽带,三城之间由通道、栈桥相通,形成了功能完备、可守可攻的“立体化”防御格局。堑城北依温泉河,南俯南湖,西有辅城,成为一处固若金汤、风景宜人的城池。清康熙九年(1670)邑人沈起潜测绘制作的石刻《富平地舆图》中,“富平十胜”第一胜即为“一城天峙,县治堑城如空中楼阁”。

1970年后,富平县治从老城迁到窦村,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转移,老城逐渐失去往日风采,甚至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历经了650年风雨沧桑,如今的老城“四门风光”已荡然无存,但老城上依然保留的望湖楼、藏书楼、文庙、圣佛寺塔、老县衙、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等古建筑,印证了老城的辉煌历史。“中国人民银行旧址”早先是清代官府和商家兑换银票的地方,后来成了一家大户的宅院,1949年富平解放后改作人民银行,上世纪七十年代银行另迁新址,但老银行墙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字迹仍赫然在目,保留至今,被网民戏称为:“最牛的中国人民银行!” 

漫步在老城街头古老的砖砌巷道上,远离了川流不息的车流,疏远了塔楼林立的工地,隔绝了机器轰鸣的喧嚣,映入眼帘的是古朴沧桑的明清故居,还有那悠闲自得慈祥和蔼的老人,一切都显得那样静谧安逸简单,使人有一种恍如穿越历史的神秘感觉。

寻觅金库

今年秋天,在“老城保护开发规划论证会”上,有几位专家对老城历史文化作了深入探讨,其中一位当地文化学者说,“金城堡”内有一座保存相对完整的塔楼,在明末和清代一直是富平县衙的“金库”。

 “金城堡”位于老县城以西圣佛寺附近,今属城关街道东化村。堡内有一座塔楼,因野鸽筑巢其上,故人称“鸽子楼”,而其前身为“金库”却鲜为人知。立冬刚过的一个午后,暖阳和煦,我和同事一时兴起,沿莲湖街向西直抵金城堡寻觅这座金库。进入金城堡,在莲湖学校毗临巷道,遇见一位年长的嫂子,我们便向她打听“鸽子楼”在哪里?她反问:“鸽子楼?这家屋里楼顶有鸽子棚,就是鸽子楼啊。”看来她并不知情。沿着小巷继续走,又碰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我问:“鸽子楼在哪里?”老人若有所思地说:“你们寻鸽子协会?再往前走几家问问。”不由让人哑然失笑。看来多数金城堡的人对这座金库知之甚少,寻找它的踪迹还真不容易。

偶遇药王洞

穿过金城的窄窄巷道,透过那些青砖蓝瓦的明清民居和近年新修的两层楼房,总能远远看到高高矗立的圣佛寺宝塔。我俩商量,找不到“金库”,就顺便拍摄些老城风景照吧。驱车前往,颇费一番周折,才进入寺院。站在中山原巅,仰望宝塔雄姿,俯视老城全貌,别有一番滋味。宝塔金顶在冬日暖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呈现出雄伟壮丽的盛唐气象。圣佛寺建于大唐元和元年(806),原名灵感寺。曾于金大定六年(1166)、清康熙五年(1666)两次进行重修。塔高七级,八角空心,青砖砌成,基层周长18米,第一层正南面石额阴刻“释迦如来第十六所真身舍利宝塔”及大清康熙五年等字样,第六级正南石额阴刻“大乘妙法莲花会上菩萨”十四字。据说,圣佛寺宝塔与法门寺舍利塔同级,是珍藏供奉佛祖真身舍利的佛塔。

在拍摄老城远景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座建筑鹤立鸡群般耸立在一片低矮的民居中,青蓝色的古朴翘檐与新搭建的彩钢遮阳棚反差极大,显示出非凡的“身世”。莫非它就是我们要寻找的金库?我们又一次来到老城北门,一位老人告诉我们说:“鸽子楼只是听说过,但照片中的老建筑可能是药王洞,以前在城关医院的院子里。”我们辗转来到城关医院旧址,这里已经是一家汽车修理厂了。在修理厂院子北边的高台之上,找到了药王洞。据清·乾隆五年《富平县志》记载:“药王洞在县西二里,有疾祷之,辄应。明正德间邑人孙果立病笃,梦神饵以药,即愈,建庙于此祀之,孙立山有碑”。此地于唐时建孙思邈庙,明代建祠时祀。几百年攸成烟云,如今庙宇建筑和明朝吏部尚书、富平人孙丕扬所立碑石已尽毁,好在还留下了药王洞,慰藉人们思古怀今、祈福康健。目测药王洞高5米余,深4米余,全部由青砖箍砌,门洞为磬石拱券,镶嵌两侧的条石镌刻有精美的书法,字体刚刚刷过油漆,大意为“云出洞口龙腾处,风和松声虎啸时”。这一对联立意深邃,为药王洞营造了仙骨道风、物我两忘的氛围。

走进金库塔楼

告别药王洞,我们准备结束寻觅之旅。返程时,看见路旁有一个小商店,就进去想碰碰运气。没想到,这位中年老板对“金库”了然于胸,给了我们“导航”一样的详细线路。原来,金城方圆不足百亩,民房密集、巷道窄匝,我们漫无目标的寻找,这些房屋和弯道总是遮挡了视线和塔楼的影子,致使原地打转却难以见到它的真面目。加之,金城堡的居民,都将塔楼叫为冯家旧宅老楼,故说到“金库”“鸽子楼”都鲜有人知。这正是:不识“金库”真面目,只缘身在“金城”中。

夕阳斜照,暖色橘黄。寻觅了大半天,终于来到塔楼脚下。在高耸的塔楼之上,一群野鸽子或流连嬉戏,或栖息逗留,从容而自然,也难怪有人叫它“鸽子楼”了。塔楼高五层,大三间阔,青砖蓝瓦一线到顶,方砖之间弥合紧密,据传是用糯米汁与细白灰砌筑,且每隔数米就镶嵌钢钉加固,既坚固耐用,又防潮防变。塔楼坐北面南,高墙在背阴面只在最高处开设一个方格窗户;在南向正面,一层正中是仅两米高的门洞,铁板包裹着厚实的门板,并布满密密麻麻的门钉。再往上数米,是两排等高分布的拱券窗户,顶层出檐下是三个小巧的方窗。从威严的整体布局,到精致的细节设计,无不突出了古人建“金库”的独到之处,也足以证明这里的确是存放金贵之物的塔楼。塔楼前面东西两侧对称分置着两间厦房,看似普通,实则玄机暗藏。据一位自称为冯宅第四代后人的老者讲,厦房作为洽谈生意、确认身份之用,这样就避免了“闲杂人等”混进塔楼。

据有关资料记载,“金库塔楼”始建于明末,是衙门专门存放金银元宝、金锞、银锞之重地,同时也是地方银两和钞票的结算中心。几百年来,历代县衙都在此存放金银包括后期使用的纸钞。因此缘故,才有了“金城”的称呼。站在石佛原高处向北远眺,老城之上有三座醒目的建筑,即堑城的望湖楼、金城的明代塔楼和圣佛寺宝塔,三座建筑自东向西一字排列,气势雄伟,煞是惹眼。

“ 堑城”“连城”“金城”“望湖楼”“明代塔楼”“圣佛寺宝塔”,这一串串蕴含历史底蕴的名字,就是老城不老、老城还在的价值所在,也是富平传承创新、以启未来的文化符号。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赵向武,富平县志办主任。

评论版

饱蘸浓墨绘就的赋情长卷

———党益民长篇小说《雪祭》的艺术性及其他

□李险峰

党益民是一位在小说和报告文学两块文学田园辛勤耕耘并取得较大收获的军旅作家,他的题材视野较为宽广,但从接受效果来看,其作品尤以藏地书写影响更其显著。10年前,他的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最近,酝酿了20年的长篇力作《雪祭》荣获第十四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是本届仅有的两部获奖长篇小说之一。《雪祭》首发于《中国作家》文学版2016年第4期,一经问世,即引起热烈反响。像之前几部西藏叙事一样,《雪祭》也是典型的“主旋律”作品。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纯文学”“精英”立场的逼仄下,“主旋律小说”因其与现实政治及文学体制的胶着关系,其文学性向来在追求“纯洁性”的接受者的潜意识中不被高看,亦难入论者的法眼。因而,新世纪以来,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上,军旅长篇小说继续秉持当代军旅文学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传统,高扬主旋律旗帜,坚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另一方面,在艺术诉求上,军旅作家们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广采博收,从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中汲取创作智慧,以竭力提升主旋律叙事的艺术水准。同时,自觉融入当下处于强势话语的大众文化空间,赢得了更多接受群体的青睐。《雪祭》就是在这样的创作生态下结出的一颗硕果。

一、精炼醒目、意蕴丰赡的命名

受传统诗性文化精神的浸淫,中国人在对事物的命名上表现出浓厚的修辞热情,举凡人名(包括字、号)、地名、校名、店铺招牌、门楣牌匾乃至动植物等等,大多平仄相间,音韵和谐,简洁易记,文辞雅致,甚至在汉字形体结构的搭配上也十分考究,以较强的审美个性赋予文字符号深广的文化意蕴。

对事物命名的修辞热情于艺术创作中在题目的制作上比其他领域来得更为高涨。具体到小说创作,大量的案例足以证明,小说的命名的确是一门艺术,是全部艺术构思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审美传统。历代小说大家们都没有把对作品的命名看作游离于创作之外的智力游戏,而视为与情节、人物等结合在一起的艺术共同体。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在谈到给小说命名这个话题时曾强调说,篇名没想好,他是不会动笔的。他的这一执念也许有些夸张,但足以看出他对小说命名的重视程度,他的许多小说书名比如《草房子》《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等等皆因其新异独特令人印象深刻,甚至一些小说当中的章节名称也颇费匠心,比如《根鸟》五个章的名称“菊坡”“青塔”“鬼谷”“米溪”“莺店”有色彩,有造型,美不胜收。

党益民也非常重视作品的命名,历史小说《石羊里的西夏》显然呈示着客观冷静、“自有后人评说”以及神秘的韵味。乡土小说《喧嚣荒塬》点明了故事发生的空间、人物生存环境的动荡以及由此导致的多舛命途。革命历史小说《根据地》则昭示着已经达成共识的历史定论——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红色武装力量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相较于前面几部小说篇名偏于客观“零度”的话语风格,党益民以藏地为主要叙事空间的主旋律小说的命名则明显地带上了浓郁的情感热度。《一路格桑花》不仅用格桑花这一地标性意象传达出故事发生的空间,而且用“一路”作为修饰暗示了小说温暖明丽的叙事情调。《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显然借用了由著名台湾蒙族诗人席慕蓉填词红遍大江南北的游子思乡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的歌名,不仅用“雪山”点名了故事展开的空间,而且父亲、母亲的嵌入显露出小说的“史诗”性诉求。

《雪祭》承继了《一路格桑花》《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命名的主导风格,但比这两个篇名付出了更多的匠心。首先,“雪祭”两个字显然包含着一个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跟故事讲述者是什么关系?他们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艰难处境?祭奠谁?这个(些)人怎样失去了生命而让叙述者满怀思念?这一系列疑问会诱使读者不由自主地打开小说一窥究竟,从而进入一种被动审美过程。其次,在我国,“雪”是青藏高原、新疆、东北、内蒙古等地鲜明的征候,联系到作者党益民的工作经历,看到“雪祭”二字,读者立即会清楚故事发生的地域环境。“祭”字表意的单一性和感情色彩的褒义性则凸显了小说的主旋律品格,感情浓度比《一路格桑花》和《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这两个篇名更加强烈。再次,单从音节上,“雪祭”更显简洁精炼,既上口又易记,如果换成“西藏纪事”,两相比较,稍有文字敏感的读者即可做出评判。世纪末以来,中国长篇小说的命名涌动着精炼的潮流,双音节篇名愈来愈多,贾平凹新世纪的小说篇名几乎是清一色的双音节,单音节篇名也时有所见,比如苏童的《米》,莫言的《蛙》。当然,仅从字数的多寡来判断是否精炼是不科学的,但拿用字极简表意极丰作为简洁精炼的常识性判断标准,“雪祭”是当之无愧的。

二、去“为亲着讳”的叙事伦理

文学即便人学,对人性的深度开掘是现代小说重要的美学趣味。然而,主旋律小说由于其自觉承载的主流意识形态使命,在人性的书写上,更多地习惯于挖掘人性中的“神性”光辉,而回避或淡化人性中灰色甚或黑色的浮现。因而,主旋律小说难以跟“纯文学”的人性展示相媲美,更无法操持以追求“深刻”想标榜、热衷于描述乱伦、自虐、暴力、血腥等人性的变态狂欢的那种笔调。这种叙事的自律性导致了主旋律小说在各种文学大奖的评比中不受重视的尴尬。

主旋律小说在人性书写上存在的困难对于身在军营的军旅作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一具有世界性的军营文化集体无意识使军旅作家不能自如地施展手脚,而常常是畏首畏尾,顾虑重重,“戴着镣铐跳舞”。对党益民这样一位具有部队高级政工干部身份的军旅作家而言,其主旋律小说的叙事伦理不仅受军营文化外在的刚性制约,而且受到高唱主旋律的自我约束,比一般的军旅作家所面临的创作难度更大。具体到《雪祭》,这是一部以自身的个人经验为创作源泉的长篇军旅小说,具有一定的写实性,作者党益民跟遥祭的对象之间存在很深的战友情谊,这一点他在本书的“后记”中做了清晰的交代:

我如同虔诚的圣徒,用滚烫的胸膛行走西藏。不同的是,圣徒们朝圣的是神灵,而我朝圣的是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们的英灵。在西藏,我感受最深的是,生的艰难与死的容易。在西藏,我经历过多次生死劫难,后来都成为我生命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众所周知,祭文和悼词这类礼仪性文体向来不提及死者的缺点和错误,小说当然不是祭文和悼词,它有自身的创作法则,但是,对党益民来说,在创作《雪祭》这样一部虚构世界的“悼亡”之作时受到“为亲者讳”的无意识干扰从而对人物的人性世界进行“净化”处理应在情理之中。不过,那样做的结果极易导致人物形象的单面化,而这样的人物形象是备受质疑的,这样的小说也是难以受到读者青睐的。为此,党益民借助《雪祭》的故事讲述者“我”做了这样的告白:

但是,我不想用战友的真实姓名,也不想用第一人称来讲述。我用第三人称讲述起来,会更轻松、更冷静、更客观。

复杂多变难以捉摸的人性世界需要客观冷静的细心审视方能有效把握,作为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党益民深谙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个中三昧,他竭力规避因与笔下人物生死之交所带来的声泪俱下式的倾诉情调,理性地采用“轻松”“冷静”“客观”的叙事伦理,在不露声色中使笔下的人物以真实的存在向我们款款而来。就小说中人物的“行状”来看,主要人物赵天成、陆海涛、刘铁、杜林、方文、牛大伟、黄雪丽等等都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广袤的青藏高原,以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在雪域高原上打通了、修护着一条条通天之路。但是,作者没有把他们人性中某些非神性的东西过滤抽离仅留下一具崇高的躯壳。小说中写到了武警交通部队士兵刚入伍时的失落,写到了牛大伟对藏地恶劣自然环境的反感恐惧(“劳改犯也没这么苦”)以及他的后悔,写到了潘明想入党、想改志愿兵不愿回穷山沟而积极表现的心机,写到了陆海涛、赵天成与黄雪丽之间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当然,最让人刻骨铭心印象深刻的是命运坎坷的刘铁,整个故事就是从他的离奇“失踪”而展开的,他那句掷地有声的“我不能为了提干,连老婆的死活都不顾!”的话语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男人勇于担当的宣言,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仅从叙事伦理的嬗变来考察党益民的主旋律叙事,《雪祭》比《一路格桑花》和《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有了一定的超越,这种超越的重心表现在与“为亲着讳”的疏离,正应了“距离产生美”的审美定律,不过这种距离既不是阔别已久的时间距离,也不是高海拔与零海拔之间的空间距离,而是在艺术自觉主导下有意拉开的心理距离,渗溢着小说叙事的现代意识。

三、用心经营的智性结构

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结构艺术的功能说到底就是如何布局才能把故事讲好。“小说的基本面是故事”,爱·摩·福斯特的这一“发现”被许多作家和学者所认可所坚守,伯格森甚至把它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讲故事是人类文化中的功能之一。“先锋派”淡化情节逃离故事的冲动性实验的式微再次让讲好故事重归小说创作的正途。密切关注当代军旅文学的80后新锐评论家傅逸尘指出,“好看”已经成为军旅长篇小说近年来最为突出而明显的审美特征,甚至是军旅长篇小说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党益民正是一个视讲好故事为小说艺术生命的作家,为了把故事讲好,使作品能够最大限度他满足不同接受群体的审美期待,他苦心经营,力求为故事安排一个最为合理的结构。仅从《雪祭》之前的两部主旋律小说来看,《一路格桑花》以安宁的西藏之行为主线、以其他几个军嫂进藏的故事为副线来展开故事。在走西藏的过程中,几个女人都碰触到了藏地筑路武警官兵们让人潸然泪下的“秘密”,随着“秘密”的逐步解开,这些女性的人性得到了净化,精神实现了升华。对“解密”的迫切期待始终激发着读者的阅读兴致。小说不是从正面直接描绘,而是从旁观者的视角步步切入,表现出“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般的叙事风致。《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讲述了一个关于“坚守”的故事,在黄河源头一个偏僻的藏区小县城,父母用一生完成了对信仰、友情、亲情、爱情的坚守,儿女们在以各种方式逃离雪域后,却发现自己苦苦寻找的精神家园原来就在父母坚守的地方。小说以三个子女的口吻,讲述了两代人在藏区六十年的生活经历。阅读这部小说,犹如翻看几本厚厚的相册,每本相册都记录着时代和个人的历史,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三个漂泊的灵魂一步步从“疑父”“审父”归于“寻父”“依父”的精神轨迹。

跟上述两部不同,《雪祭》的结构艺术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品味。第一,石破天惊的开头。“万事开头难”,从形式上看,开头在小说的整个结构中处于最显眼位置,写好开头是讲好故事的前提。《雪祭》故事的可读性与其耐人寻味的开头有直接关系:“在遥远的藏北高原一个名叫雪拉山的地方,有一片冰雪覆盖的墓地,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这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和陌生化效应的开头,故事讲述者“我”自然是个活着的人,活人怎么会有墓碑?读者的阅读欲望瞬间就会被这个离奇的悬念调动起来。明代文学家谢榛用一个精妙的比喻表达了他对文章开头的审美诉求:“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雪祭》的开头显然是符合这一理想境界的。第二,小说最前面未标序号的那部分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总纲,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以ABCDE为姓名的替代符号一个个先后登场亮相,他们的生活现状和生命结局为故事的展开埋设了一根根伏线,读者只有小心翼翼地跨过一根又一根伏线方能理清故事的脉络,才能把故事中的人物跟ABCDE实现“无缝对接”,任何一根伏线的断裂都可能造成阅读的障碍。这个结构艺术显示了作者构思的完整和缜密,深合李笠翁“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的创作圭臬。当然,这个技巧并非作者原创,应该是受了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的启发,具体说是从曹雪芹那里汲取的创作智慧,我们能从《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洞见这种结构艺术的源泉。第三,《雪祭》借鉴了影视艺术的蒙太奇结构,通过一连串交替的“闪回”镜头,经由刘铁父亲刘德厚、藏民桑多杰布大叔和方文伯父这几位身份经历各不相同的父辈之口,把西藏平叛、中印自卫反击战等发生在雪域高原的重要历史事件借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老西藏的“个人经验”纳入整个故事框架,不仅通过“镜头”的切换强化了“画面”的新异感,使叙事的节奏张弛有致,缓解了读者的审美疲劳,焕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结构不独是个简单的叙事策略问题,它通过对故事内容厚度的增加,把历史与现实相联结,表现了两代军人近半个世纪来为保家卫国、促进西藏发展所铸造的中国军魂,有力地浓化了小说的主旋律色彩,创获了艺术审美与精神陶冶的双丰收,入选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可谓实至名归。

四、新奇传神的细节描写

著名作家孙犁发现,“古代史家,写一个人物,并不只记述他的成败两方面的大节,也记述他日常生活的细节。”历史书写尚且离不开细节的支撑,更不用说仰仗于虚构的文艺创作了。无论古典小说、现代小说拟或后现代小说,细节是创作和接受中极为重要的因素,这是不言而喻无需论证的共识。巴尔扎克说:“当一切可能的结局都已准备就绪,一切情节都已加工过,一切不可能的都已试过,这时,作者坚信,再进一步,唯有细节将组成作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在小说创作中,当人物、情节、环境等相关要素“万事俱备”之后,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就取决于细节这个“东风”了。可以说,没有细节就没有小说,没有真实典型传神的细节的充填和支撑,小说的审美大厦不过是一座徒有其表的烂尾工程。

作为一个富有小说创作经验的作家,党益民向来重视对细节的刻画,打开《雪祭》,一个个逼真、传神的细节犹如银屏上的特写镜头,紧紧地攫取了读者的目光,对塑造人物、展示环境以及表现主题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略举二例一窥究竟。其一,藏族牧民桑杰每隔数月会赶几只山羊卖给连队,“一只羊说好18块钱,兰洲要给20块,他坚决不干。”较之于内地,西藏是一方净土,藏民的人性尚未被以金钱为主要载体的现代物质文明所异化,桑杰“固执”的潜台词其实是淳朴和善良。其二,卫生队女医生田芳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到工地去巡诊,发生了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个志愿兵找到她,涨红着脸,见旁边无人,磨蹭了半天才对她说,他想摸一摸她的肚子。她吓了一跳,当时很生气,说你再说这种浑话,我就告诉你们连长!那志愿兵突然哭了起来,说田医生您别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摸一摸您肚子里的孩子,感受一下啥叫胎动。  

原来这个志愿兵从妻子怀孕到孩子出生因部队施工一直没有时间回家,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而且他妻子再也不能生育,这就意味着他一辈子也不能感觉什么是胎动了。田医生被他的故事所感动,就让他摸,可是他以“我已经感觉到了”婉言谢绝转身跑走了。 

上述两个细节,前者彰显了与内地迥乎不同的藏地古朴的民风,实际上勾画了筑路官兵生活的社会环境,也为后来藏地牧民收养烈士遗孤、救护受伤军人做好了铺垫。同时,藏地的民风反过来也影响了筑路官兵,他们的灵魂在雪域高原受到了洗礼,赵天成收养孤儿雪拉、方文决定伤愈后去西藏支教等都是人格升华的显现。后者则表现了筑路官兵远离故土不能跟亲人朝夕相处所产生的特殊心理反应,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显而易见,《雪祭》中的细节具有新奇的特点,这跟作者长期的西藏生活经验密不可分,它有力地验证了生活永远大于想象的事实,这个事实不仅催生了无边的现实主义,而且提醒欲事文学者,投入生活才是不二的法门。  

作为一部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主旋律现实主义力作,《雪祭》的艺术性不独表现在上述几个方面,还有其他尚可言说的空间,比如通过对具有陌生感的雪域风情包括自然生态、地质构造、器物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风俗文化等等的描绘,建构了筑路官兵独特的生存空间和工作环境。又如时而闪现的极富表现力的藏地民谚、军营歌谣、内地熟语等强化了语言的审美张力。《雪祭》艺术探索的成功昭示着,只要做足功夫,一方面投入生活充实个人经验,一方面向经典艺术汲取营养反复咀嚼并不断创新,那么主旋律叙事即使“戴着镣铐”也能变幻出别样的舞姿,不仅激起普通读者的情感共鸣,而且引发专业读者的理性共鸣。

【作者简介】李险峰,陕西富平人,系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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